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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翻译讲究神似而不是形似

2019-06-05 00:55:54 翻译51℃
编辑:卢本伟

  翻译,是极为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。作为一个文明古国,中国的翻译史几乎和它的文明史等长。在周代,我们的祖先已经有意识地将政令写成各种文字,供不同封国、部落的首领们阅读。中国历史上,曾涌现出鸠摩罗什、玄奘、徐光启、李之藻等翻译家。但翻译真正得到,还是在鸦片战争到“五四”这一时期。从此,各种外国的优秀著作陆续进入中国,开拓了民智。今天,就让我们走近几位翻译大家。

  为中国近代翻译建立理论基础的,首推清末人马建忠。他指出了翻译的重要性,认识到了当时翻译界“通洋文者不达汉文,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”的弊端,还对翻译书院的旨、学习内容、选拔条件、聘请师资标淮和译书重点均做了说明。他还提出了“善译”的翻译标准。他认为,拿到一本外文书,反复阅读揣摩,明确其意旨;再模仿原作者的神情、语气;然后“心悟神解”,振作,下笔译书成文;翻译之后的文字与原著无丝毫的出入,这样才能使读者读之受益,跟观原文无异,如此可以称之为“善译”。

  梁启超则用简单有力的口号将翻译和国家联系起来。1897年,梁启超在《论译书》中说:“处今日之天下,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。”表露出全面学习的想法。次年,梁启超又撰《译印小说序》,提出要选择外国著名学者里对中国时局有益的的著作逐步翻译。

  马、梁为中国的近代翻译建立了理论和基础,而严复,则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,为中国翻译指明了“信、达、雅”的原则和标准。“信”是指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;“达”指通顺流畅;“雅”可解为典雅有文才。这个著名的“三字经”对后世的翻译影响很大,其影响绵延至今。

  对中国近代翻译史稍有所了解的人,不可能不知道林纾。林纾自幼嗜书如命,深爱中国传统文学。和每个中国旧式文人一样,他早年渴望科举之,但七次会试却屡战屡败。林纾心灰意懒,绝意于,从而了文学创作的道。

  林纾的翻译始于1897年,他与精通法文的王寿合译法国小仲马的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,两年后在福州刊行。这是中国介绍的第一部西洋小说,为国人见所未见,一时风行全国。这其实是一件巧事。当时林纾的母亲和妻子接连去世,为帮他走出消沉,几位朋友邀林纾一起译书。他不掉才接受,不料一战成名。

  林纾有其独自的特色和成就。如所译《撒克逊劫后英雄略》,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,人物也能传原著之神;《孝女耐儿传》中,不仅原作情调未改,有时连最难表达的幽默也能表达出来。后来,他受商务印书馆的邀请专译欧美小说,先后共译作品180余种,成为的译界泰斗。

  令人惊讶的是,这位翻译大家居然不懂外文!林纾的古文功底深厚,但从没学过外文。每次翻译,林纾总是找一名会外语的朋友,拿着原本口译,他听过之后,随手将写在纸上,速度非常快,往往的还没说完,他已在纸上写好,而且非常准确。这种独特的翻译让他成为了空前绝后的“译界之王”。

  大家都知道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写得好,却很少有人知道鲁迅也是一位译著颇丰的翻译家。他的“宁信而不顺”的硬译观在中国文坛上曾经引发了极大的争议。

  鲁迅翻译的代表作是与周作人合译的《域外小说集》。二人将翻译重点放在二十世纪初的短篇小说上,以一种新的文学眼光来审视整个翻学界。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,鲁迅认识到,翻译必须兼顾两面,一则是力求其容易理解,二则是保存原作的丰姿。鲁迅称前者为“顺”,后者为“信”。为扭转从林纾开始的为求文采任意增删原文的情况,鲁迅越来越倾向于直译,提出了“宁信而不顺”的观点,意为在信和顺不能两全时,宁可不顺也要于原文,决不读者。

  从实质上来讲,“宁信而不顺”就是要使原文的内容、风格、笔锋、韵味在中得以再现。鲁迅认为,直译的目的是在介绍外国思想以供借鉴的同时,还要通过我们的语言。他认为,不能完全中国化译本,因为中国的语法不够精密。

  鲁迅的这一主张和当时主流的翻译理论差别不小。特别是鲁迅认为“信”较难达到的一个原因是中文语法不严谨,让很多人不能接受。不过,“宁信而不顺”与其说是对林纾风格的矫枉过正,不如说是鲁迅提出的理想化的文化主张,与鲁迅“拿来主义”的思想是一致的。

  傅雷是中国翻译史上绕不开的人物。他的《傅雷家书》了无数人,但他更是一位法文翻译的巨人。傅雷一生共翻译了33部共600万字的作品,他让中国人认识了罗曼罗兰、伏尔泰等法国的文化巨匠。人们说:“没有他,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。”

  傅雷最好的译作应该是《约翰.克里斯朵夫》,他的翻译讲究神似而不是形似,他的《约翰.克里斯朵夫》真正做到了这点。举例来说,他把书里的“他自己感觉是个被误认的天才”翻译成“他自己感觉怀才不遇”。有人认为傅雷没有完全于原文,但拘泥于原文的是没有生命的文字,用中文的成语恰当地润湿,往往会让更加神似。

  傅雷在翻译中还讲究用字不重复。比如在原著中两次出现表示“难过”的法语单词,他却在中用“悲哀”和“苍凉”来区分。法语中对“难过”不像中文分得这么细,但傅雷通过自己仔细的阅读和精心的体会,准确体现了两种心情的差异。什么心情用什么字,很有讲究。

  傅雷之于中国翻译史的意义,在于他将整个法文的翻译提高到了新水平。他的翻译质与量并重,至今无人能够代替。今天,也许有人会说有的译本在某些细节的翻译上,在准确程度上超过了傅雷译本。但论综合成就,仍然没有任何人成就超过了傅雷。

  杨宪益是中国翻译界的奇人。他早年留学英国大学,毕业后赶赴国难毅然回国。同他一起回国的,竟然有一位英国太太。

  杨宪益出生于贵族世家。他祖父当过淮安知府,八个儿子都留学国外。杨宪益的父亲是当时中国最杰出的金融家之一。杨宪益在私塾每次考试都只考第二,不考第一。老师说,你稍微读读书就能考第一。杨宪益却认为,考第二和第一没什么区别,能多看书才是真的。可能是由于这种性格,他的既不失严谨又生动活泼。

  杨宪益的爱人戴乃迭出生于的一个传教士家庭,7岁时返回英国。二人是同学,因兴趣相投走到了一起。他们决婚时,戴乃迭的母亲激烈反对,但这并未能两颗热恋的心。

  前面的翻译家都是将外文翻译成中文,而杨宪益夫妇则将中文向国际输出。二人最大的成就是一起翻译出了《红楼梦》。《红楼梦》被很多人看做“不可译”的小说,曹雪芹在原著中采用了大量的比喻、隐喻、象征等修辞手法,中文下长大的人都不见得能够懂得全部意思,何况翻译给外国人看。杨氏夫妇的总体翻译风格是充分还原原文信息,最大程度于原文。对于《红楼梦》中的很多双关语,杨宪益采取了先直译,然后注释的方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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